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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凶猛》个人化书写的现代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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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0票 浏览466次 时间:2015年12月11日 09:21

本文以《动物凶猛》为主要分析对象,详细分析了小说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方式。小说以个人复杂的青春期成长体验为切入点,把“文革”描述为一段酣畅而欢快,酸楚而惶惑的旧日岁月。在这种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主人公自身的失落感,这种感受正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然而,这种体验暗含的却只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无奈而不是反思,因而文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和反映始终不够深刻。权威期刊4C'vA.|&PX P

关键词《动物凶猛》,个人化书写,失落感,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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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描述中,90年代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被形容成一个“跌入了一份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的“匿名的时段”[1]。这一时期的写作则经历了从“共名”到“无名”的转变,文学更多的成为一个“碎片中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时代里,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进行写作。个人立场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1]1991年,王朔发表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与王朔一贯表现出来的戏谑、嘲讽的写作风格不同,小说更多地描写了个人复杂的青春期成长体验,故事在时间上又恰和“文革”背景相叠,构成了一次对于“文革”的个人化书写。正是这次让王朔自己都有些另眼相看的个人化书写,使惯于阅读王朔调侃类作品的读者重新去认识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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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姜文看中这部小说,并以此为基础拍摄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电影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被视为构成中国电影复苏的重要标志之一。很显然,电影非常成功地继承了小说对于“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依据戴锦华的观点,所谓个人化更多地是在于“切入历史与社会的视点、叙述身份及位置的个人表达”[2]。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对“历史”进行个人化书写的切入点就是青春记忆,并由此挑战了“文革”的统一书写,无意间拓宽了这一题材的表现空间。可以说,王朔在这部小说中的表现,比起他之前的作品而言,多少也更加真诚一些,因为小说描述的正是他曾经所处的成长环境,甚至对于那段岁月的珍视,至使他久久压抑自己使用这些素材的冲动,而读者之所以能在《动物凶猛》中看到这些素材,只是由于创作时的情不自禁[2]。虽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不能简单地将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小说中的创作等同起来,但起码可以提示我们,在《动物凶猛》这次对于“历史”的个人化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既始终交织在文本中的,对于故事的叙述者而言久久难忘,同时也由他所传达出的痛楚而惶惑的成长体验。文本是采用什么方式叙述这种体验的?这一体验是否具有超越青春期的更加丰富的内含?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它?权威期刊 `f5@n7rk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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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追忆中的“文革”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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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要通过追忆的方式展开。在“我”对“文革”的追忆中,“文革”被呈现为一段酣畅而欢快,酸楚而惶惑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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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回述中,我们得以知晓是在7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属于在文革中后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由于失去了学校和家庭的约束,失去了正常的学习和经由成人带领步入成人世界的稳定性,因此他们的青春期显得过分躁动不安:在街头游逛,逃学,抽烟,喝酒,寻衅滋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巨大的自由,“我”是这么描述那个时代的空气的:“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和无用的知识。”[3]这种口吻包含着一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我”嘲讽那个时代的无秩序,一方面“我”又对那个无秩序的时代恋恋不舍。由于“我”非同一般的出身——“我们”这个男孩群体的成员都是干部子弟,在那时可以算作一个“新贵阶层”,也由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一种优越感,“自认为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在“我”的想象中,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取得又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只需“等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浪漫的对英雄梦的追求捕获住了“我们”这群男孩。当时加入“我们”这个群体有两个要求:一是身份,二就是英雄气概。小说中很多次描写了“我们”对于英雄气概的盲目崇拜,甚至将暴力也当成一种极具英雄色彩的行为。这种英雄情结一方面是青春期过剩精力释放的表现,另一方面,因为生在在那个年代之下,“文革”时期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形态自然成为了“我们”通过复制的对象,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中体现出来的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相结合的“暴力美学”到之后红色样板所塑造的正面英雄,都包含在“我们”对于英雄气概的追求下,“文革”的残酷和血腥被想象成一场狂欢,并且当这种文化形态最后演变为一种生活时尚,连“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小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4],“文革”最终演变成一个戏仿的对象和一场互相追逐打闹的游戏而丧失了它原先的意义。这段日子在“我”日后看来是一种充满战栗的辉煌,而不是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思中所描述的那样,“文革”是一段充满肉体和灵魂双重伤害的黑暗,是需要借由反思与理性来重新审视的灾难。对于“我”而言,“文革”不是“历史”,而是一段打上严重个人烙印的记忆与“过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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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酸楚的拆解性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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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份辉煌却没有为“我”提供任何乐观昂扬的精神力量,相反,在“我”的追忆中,一个个不为人知,也耻于为外人道的辛酸显露出来。在“我”所处的男孩群体中,最具英雄气概的显然是那个群体的首领——高晋,而在心理层面上,“我”是这个群体里相对较懦弱、较不坚定的男孩,“我”的身上缺少英雄般勇敢无畏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我”后来进行了追认:“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如果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冒天下之大不违”[5]。如果脱离了那个群体,“我”体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也就不存在了。对于“我”这个体存在而言,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我”还将“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视为成熟的标志。这是推动“我”成长的另一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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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运用了一种拆解性的叙事,这种拆解性的叙事从小说一开始就深深隐藏在文本中。整个故事主要以一种“我”对过去的回忆性叙述的方式展开,但小说实际却存在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现在,一个是过去,并且两者相互交错,这种交错表现为现在的对于回忆的干预,或是否定或是虚构。而促使我打开回忆的契机正是一个女子的出现。权威期刊_$oYrb g,pgM

在小说中存在两位女性:于北倍和米兰。于北倍被“我”形容成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小说开篇,现在的“我”极力否认当时于北倍对“我”的吸引力,然而事实上“我”是被她深深吸引的,“我”甚至为她在高家过夜而担心。而对于米兰的回忆则总是带有一丝暧昧,“我”似乎记得但又记得不那么真切。一开始米兰的美貌就吸引了“我”,视野有多大,她就有多大。伴随着米兰对“我”的吸引,于北倍逐渐退隐到小说的边缘,直到“我”开始发现米兰身上的不完美,开始讨厌米兰同时又思念米兰时,于北倍才重新回到小说的中心位置,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就是一种青春期成长特有的体验,除此之外,在“现在”对于“过去”进行的干预过程中,我们最终发现米兰就是于北倍,于北倍就是米兰。也许真实的情况是,“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首领高晋的女朋友,这激发了的英雄欲望,加上这份爱恋难以实现,使得才幻想出一个米兰,一个比于北倍更具有魅惑性的异性形象,这个形象的出现使得更加乐意去扮演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英雄。于是,在幻想中,我完成了一个英雄梦,似乎也成熟了,但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追到米兰之后依然还有排遣不掉的寂寞和压抑不住的怀念,因为米兰是假的,而于北倍是高晋的女朋友,“我”在付出了代价和努力之后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英雄。成长的艰难——一个少年在面对世事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显露出来。当“我”在叙述这种艰难时,“现在”和“过去”两个时间似乎重合到了一起,而在之后,小说中频繁出现“现在”的对于时间的干预,在这样的干预下,我们更加明显地看到两条线索:一是在干预下真实的回忆,和高晋之间什么也没发生,于北倍或者米兰依然是高晋的女朋友;另一条线索是回忆的虚构,像个英雄似的向高晋挑战,两人又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方式和好。两条线索的并置使我们很明显能够体会到“我”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正是“我”成长的感受,以至于“我”会选择强暴于北倍或米兰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消解它,并彻底割断“我”与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又希望凭借这种手段来延续对方对“我”的记忆,“让她恨我吧……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6]。实际上强暴带来的后果正是后者,成长的痛苦因此变得更为深刻:当“我”企图通过回忆寻找自我的独特性时,“我”始终在过往岁月的不堪中反复焦灼,克服焦灼的唯一方法就是虚构往日的辉煌,而这样的虚构又是如此脆弱,因此,在真实面前“我”始终是一个失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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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要被解释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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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凶猛》之前,王朔笔下的人物大致形成了一个所谓“没落贵族”的意象群体。“旧世界开始崩溃,传统等级社会的解体意味着他们的某种政治幻境的破灭(比如仕途)。于是,他们非常现实地推出自己的生活理想(一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无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商业化烙痕。然而,新世界却轻蔑地拒绝他们,他们遇到的阻碍是:金钱可以转化为资本,他们却不知道(或者不愿也不屑比如像社会底层的个体经营者)怎样聚敛钱财。权力可以转化为资本,他们这时已经失去了权力。”[7]如果说我们将《动物凶猛》当作理解“顽主”世界的背景,那么,当年那群还处在青春期痛苦中的青年们很有可能走上日后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失落后,而伴随着昔日的骄傲体验着自我实现的艰辛的道路,他们会因此愈加感到愤懑、彷徨,从而促使他们把这种消极情绪转向对现实的冷嘲热讽,形成对自我的放纵和无所谓的态度,以此形成破坏力。个人经验会使得他们自觉地采取社会边缘人的立场,企图疏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从而避免被收编后又再度被抛弃的命运。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恰如《动物凶猛》自身给出的那样,高晋最后成为了一个商人,而过上了体面的日子。不难想象,日后的现实教育了他们(不论这种现实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他们到底还是被规训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规训过程并不完全是被迫的,而是伴随着他们自身的积极参与,“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8]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逐渐的全面展开成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在一个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分配,新意识形态建立,文化地形图改写的“社会转型”时期,“成功人士”成为人们在 “现代化”想象中的一个重要形象。[3]这当然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也包括全球资源与当地资源。如果说“成功人士”这一形象的产生首先是得益于80年代伴随着“新启蒙”运动而兴起的“个人主义”,强调了“抽象与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差异”,把对精神自由的渴求转化为对物质的欲望,并被作为“代表未来新的发展方向”和“一种有效的反叛力量而被接受”的话[4],那么如何解释即便在他们体认并实现了这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后他们还是无法消除自身的失落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权威期刊UHid6b0E_ v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把握故事讲述的方式,既“我”对“历史”的个人化主要是在回忆中展开的,这显然是出于怀旧的需求。对于“我”而言,讲述故事——怀旧——本来是用以克服这种失落感的,现在的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同时也清楚的意识到在人前的形象是被塑造的,是非自然或非真实的。相对来说,过去的还没有因裹挟在现代化进程中而变得面目全非,还保留着某些独特性。因此,现在的希望以回到过去的方式去寻找那个独特的自己,并希望通过还原过去或追忆过去,来为现在的自己找到一个坚实的支撑。然而,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这种怀旧需求的不可得,城市急速变化,一切遗迹都已被剥离,根本无法通过回忆找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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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都市人中怀旧情绪普遍弥漫,“怀旧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权利。我们都有对以往的留恋,常驻足于一些卑微的物件面前而长久不肯离去,因为这些卑微的物件构成了个人履历中的纪念碑,使我们确定无疑地赖此建立起人性的档案”。伴随着强烈的身份焦虑,90年代的怀旧被认为产生于布满裂隙的社会语境之中:一边现代性启蒙话语有赖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来完成,一边又对随之而来的“现代化”景观感到厌弃而进行批判。在怀旧之船无处停泊之际,个人记忆成为了一个去处与空间,它的构造与填充成为抚慰今天的材料[5]。作为“90年代文化的一个缺席的在场者”,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通过将“文革”定性为“封建主义”而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建构了一套以“文革”/“新时期”、“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为核心的“启蒙”话语。正是“启蒙”把“现代化”塑造成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而其所指则是一个被充分去政治化了的“西方”[6]。在这样的想象中,人们以一个开放的姿态欢迎着外来资本的涌入,但也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在一片尚未达到“世界大同”但可供辨识的历史痕迹渐次消失的景象中陷入了文化身份的焦虑和指认方式的怀疑中。与其说人们是以“个人经验”来抗衡“现代化”进程,不如说不断地回到“个人经验”是这一进程中的自然反应,而回归和回归受阻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体验,正如现在的希望从回忆中找到支撑而不能。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机制决定着个人的命运,“个性”被高扬的同时也被淹没,每个人都面临着被取代的危险,另一方面,现代性“将我们所有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这种感受产生了数不清的痛失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神话”。然而现代性这一环境根本上是以变化作为自己的属性,因而现代人“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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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史”个人化与现代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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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动物凶猛》所表现出的失落感——怀旧之不可得——反映的是一种个体生存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客观感受,其中内含一种现代性的体验,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代性及其体验。很显然,王朔只是完成了传达现代性感受的任务,而没有对这种感受提出任何疑问,更没有对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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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在《动物凶猛》中通过两种时间维度的交织成功地建构了一处个人记忆空间,并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了对于“历史”的改造,“历史”由此成为人们怀旧、物恋的对象。然而,这种怀旧却是为了维护现代化“进步”的含义而存在的。它“使历史作为‘缺席的在场’为人们仓皇失措的现实竖起灯标。一种熟稔而陌生的历史表象,一份久已被压抑的记忆浮出历史地表,在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再度指认中,使人们获得安抚,获得一个关于现代化中国的整体想象性图景。”虽然,这“无从稍减现实的压力与内心的焦虑,但这幅图景的魅力正在重建一种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关系,为我们的现世生存提供某种‘合理’的依据”。[10]因此,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所刻画的失落感、酸楚、疼痛都不具备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能力,它们仅仅从一个侧面应证了现代化的合法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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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对而言,在同一时期,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却以一种与《动物凶猛》相似的结构内容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11],体现出一种“作家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省”[12]。如同《动物凶猛》,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同样运用了一种拆解性的叙事手法,并且将这种拆解性一目了然地安放在小说的标题之中,小说原本是以隐藏其虚构性为目的的,然而作者却在标题中以“故事”两字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小说的虚构性本质。王安忆在谈到这次有别以往的创作时说“这个形式还是和当时的风尚不尽相同……它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故事就在于讲述本身……就是我们如何来叙述叔叔的故事”[13]。因此,可以说王安忆在这次创作中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拆解性的叙事手法的。在“我”一开始叙述这个“拼凑”的故事时,“我”就言明了“叔叔”于“我”的类似“父兄”的承接关系,也一再在叙述中表示“叔叔”对于“我”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苦难经历深深吸引了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我们则以我们插队的经历去吸引下一批青年”[14],然而“我”在叙述“叔叔”的故事时,却不惜以虚构、猜测、拼贴等各种手法解构并又重新建构“叔叔”的过往经历,瓦解了“叔叔”的企图:一方面将过去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源以获得新时代的肯定,而同时又抛弃它以避免面对自己曾经的丑恶与不堪。在“我”拆解“叔叔”的过程中,不仅剖析了“叔叔”的困境,同时也在与“叔叔”的对比中剖析和更加明晰了自身的困境:正因为“叔叔”的世界观都已完成,因此“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而我们,本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接受什么只是听凭感觉,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准备负什么责任,选择和放弃于我们都是即兴的表现”,“在表面上,我们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气象”,但实际是“我们在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里长成”[15]。因此,当“我”最终“被上代的经验哺育长大后再操起批判的武器,来做一次伟大的背叛,就像猫和虎的中国童话”[16],消解了那个看似非常辉煌的“叔叔的故事”, 点明了“叔叔”不可能抛弃过去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幸运者的同时,“我”也由此意识到自己将不再快乐,“叔叔”的精神危机最终还是过渡到了“我”这一代人身上。权威期刊#}(BA+W3lk/p/O L |

有别于《动物凶猛》中两个时间维度(“现在”和“过去”)的焦灼始终围绕故事的叙述者“我”而展开,《叔叔的故事》中则是让故事的叙述者“我”与被叙述的对象“叔叔”分别化身为两种时间维度——“现在”与“过去”,并且最终“现在”拆解了“过去”的辉煌。以“叔叔”为代表的“过去”,的确存在急不可待地向“我”所代表的“现在”靠拢的情况,唯恐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淘汰,失去自身的主体地位,并因此决心抛弃自身的“过去”,这种观念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观念。所谓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是一种线性的,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意识,因此,它常常与一个想象中光明的未来相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代性中也始终包含着“过去”与“现在”的承接关系。抽象地来概括《动物凶猛》和《叔叔的故事》这两个文本,或许我们可以说王朔讲述了一个回到“过去”而不可得的故事,而王安忆讲述了一个抛弃“过去”而不可得的故事。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现在”的焦虑与危机,并召唤了“历史”,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在王朔笔下,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原本企图用一种拆解性的叙事手法来遮掩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但事实却是,正是这种拆解性的叙事手法的运用为我们指明了巨大裂缝的存在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种种酸楚。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个体生存在面对社会时软弱的抵抗姿态以及应对现代性时无可奈何的态度。因此,《动物凶猛》无法从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上进行自觉与认知,进而清晰地看待现代性本身。而《叔叔的故事》却正好相反,正如上文分析提及的那样,王安忆是有意识地运用拆解性叙述和隐喻对应关系,让“我”(“现在”)成为反叛者和揭露者去挑战“叔叔”(“过去”)的权威,这就逼迫“我”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所处的矛盾并在沉痛中反思。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的创作实际上是排除“独特性”的创作,既王安忆不以向“历史”所要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来避免自身被同化的危险,不把个体与客观世界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是要突破个人经验的累积与认识,从而用一种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来进行文学创作[7]。因而,在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反思上,《叔叔的故事》显然更加深刻。在这个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自身的内含的张力与矛盾:一方面呼吁摒弃规范性的过去,另一方面又对消逝的传统感到怀念。只有充分地,无法回避地意识到这一点,“转瞬即逝的现时就可以变得真正富有创造性,并发现它自身的美,即昙花一现的美。”[17]权威期刊 E.S7|g+?efr

参考文献权威期刊pZ hpds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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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朔.动物凶猛.收录于姜文.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433权威期刊(TI*h]s Jm*A!jf(H

[4]王朔.动物凶猛.收录于姜文.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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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朔.动物凶猛.收录于姜文.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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